周延儒恨陈奇瑜，却又无可奈何。陈奇瑜理财数年，功劳显而易见，朱由检对他的信任非周延儒所能动摇。

朱由检一再询问周延儒有何方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，周延儒嗫嗫嚅嚅说不所以然，只能建议朱由检询问陈奇瑜。

他又派幕僚试探了在三地有着直接经济利益的一帮官僚和乡绅，让周延儒吃惊的是，这帮官僚和乡绅也决反对。

所以，林纯鸿当然不会随着周延儒的指挥舞，对叛一事冷淡理，一切照自己的计划，有条不紊地完善荆州内架构。

周延儒一再撩拨荆州团，荆州居然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这让朱由检的信心越来越足，随之，朱由检对周延儒更加信任。

他开始认真考虑与林纯鸿接洽的可能，以求在鞑侵时，林纯鸿能够拉他一把。

董廷献建议，在三地增设门卡，提商税税率。

周延儒这才认真思考改变商税征收方式的可行，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。

陈奇瑜一时间哪有什么好办法，再加上他对周延儒看不顺，当然把责任都推到周延儒上。

周延儒、吴昌时和董廷献挑选三地，无疑费了一番思量。

来往于三地的商贾，就这样被朝廷当了砧板上的，试图狠狠地切下了一大块。

反对的理由五八门。若论实质，就是他们通过卡税和门税获取了极大的好。

周延儒还算谨慎，亲自试探了陈奇瑜的态度。当陈奇瑜听闻周延儒在天津、宣府、登封三地试以营业税、增值税代替以往的商税征收办法后，一看穿了周延儒的企图。

也就是说，宣府、天津、登封等地有油，那里又都是一些拥护林纯鸿的商贾，周延儒不搜刮他们，难还劝解大官僚、大土豪纳粮？

与此同时，林纯鸿在旅顺开放了与满清的贸易往来，作为离旅顺最近的海港城市，登封近楼台先得月，理所当然地成了山东的货集散地。

朱由检见到奏章后，对董廷献描述的商贾奢华生活，越看越生气，拿红笔，狠狠地画了一笔，批红完成，只要给事中不封驳，就会上生效。

不过，周延儒从三地搜刮油的既定政策，永远不会变。

。。。

江南、荆州、福建、广东等地的商人资金实力雄厚，借着黄渤的东风，迅速掌控了华北范围内的纺织业，每年向朝廷缴纳不菲的税收。

不过，信任是信任，周延儒前后折腾一通，将朝廷的收减少了八百万，这是朱由检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见的。

不过，于公心，陈奇瑜决反对周延儒鲁莽从事。他苦苦劝阻周延儒：“征收营业税、增值税需要专业的财税人员，还需要一整的类似荆州的财政制度，方才能顺利从事。现在朝廷没有任何基础，贸然推行，势必将三地搅得一塌糊涂。到来，收上来的商税恐怕还不如现在的卡税和门税。”

周延儒与吴昌时、董廷献议来议去，觉得可以拿宣府、天津、登州等地的工坊主及商贾征收重税，补朝廷所用。

当初，黄渤考虑到宣府、北京及天津优越的地理位置，繆力在三地发展纺织业。黄渤的心血没有白费，宣府迅速成了仅次于东胜的羊集散地，而北京、天津的纺织业仅次于西安，纺织品不仅畅销华北大地，甚至远渡重洋至印度、东非及欧洲。

周延儒觉得陈奇瑜是杨嗣昌的人，对陈奇瑜的劝阻混不当回事。

同时，周延儒又非常张，毕竟，如果他想不办法弥补八百万的缺，这个首辅位置怎么看都有不稳。

周延儒指示董廷献上奏章，说宣府、天津、登州三地的商贾则穷奢极，时值朝廷财计艰难之际，理应让这帮商人为朝廷贡献更多的税收。

甚至，周延儒觉得，本不需征收重税，只需在宣府、天津、登州仿照林纯鸿征收营业税、增值税，就足够了。

增设门卡，提税率，无疑提了众多官僚、乡绅上下其手的机会，此奏章除了陈奇瑜反对了几句外，几乎没有听到反对声音。

周延儒立即票拟，送至通政司，连与朝臣商议的意思都没有。

洪承畴觉得，朝廷再这样继续折腾，不用多久，就会把杨嗣昌前几年苦心聚敛的一资本挥霍一空。届时，除了让林纯鸿收拾残局，别无其他选择。

洪承畴没有看周延儒的用意，不代表林纯鸿看不。林纯鸿知，周延儒压就没想着在蒙城、登封占到什么便宜，他极力挑拨双方的关系，无非想营造双方张的气氛，使他自己的位置更牢固而已。

鸿对地方的控制力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