讳疾忌医，是病人通例，因之就成了医界公例。荀向病人略略针灸了一下，医界就哗然，说他违反了公例，把他逐医业公会，把招牌与他下了，药铺与他关了。李宗吾来，大讲厚黑学，叫把衣服脱了，赤条条的施用刀针。这是自荀而后，二千多年，都莫得这医法，此李厚黑所以又名李疯也。

昨有友人来访，见我桌上堆些宋元学案、明儒学案一类：“你怎么看这类书？”我说：“我怎么不看这类书？相传某国有一井，汲饮者，立狂。全国人皆饮此井之，全国人皆狂。独有一人，自凿一井饮之，独不狂。全国人都说他得了狂病，捉他来，针之灸之，施以治疗，此人不胜其苦，只得自汲狂泉饮之。于是全国人都欣鼓舞，：‘我们国中，从此无一狂人了。’我怕有人替我医疯疾，针之灸之，只好读宋明诸儒的书，自己治疗。”

王明从善说悟，我从恶说悟，同到无善无恶而止。我同人讲厚黑学，等于用手指月，人能循着手看去，就可以看见天上之月，人能循着厚黑学研究去，就可以窥见人之真相。常有人执着厚黑二字，同我刺刺不休，等于在我手上寻月，真可谓天下第一笨人。我的厚黑学，拿与此等人读，真是罪过。

得好病，芒硝大黄，姜桂附片，其至偏，名医起死回生，所用皆此等药也。药中之最不偏者，莫如泡参甘草，请问世间的大病，被泡参甘草医好者自几？自孟而后，善说充天下，把全社会养成一不不痛的大病，非得痛痛地打几针，烧几艾不可。所以听我讲厚黑学的人，当说：“你的议论，很痛快。”因为害了麻木不仁的病，针之灸之，才觉得痛；针灸后，全畅适，才觉得快。

我不知过去生中，与孔有何冤孽，他讲他的仁义，偏偏遇着一个讲厚黑的我，我讲我的厚黑，偏偏遇着一个讲仁义的他。我们两家的学说，极端相反，永世是冲突的。我想：“冤家宜解不宜结。”我与孔讲和好了。我想个折衷调和的法，提两句号：“厚黑为里，仁义为表。”换言之，即是枕上放一厚黑学，案上放一四书五经；心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李宗吾之神位，上供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之神位。从此以后，我的信徒，即是孔的信徒，孔的信徒，即是我的信徒，我们两家学说，永世不会冲突了。千百年后，有人来一篇《仲尼宗吾合传》，一定说：“仁近于厚，义近于黑，宗吾引绳墨，切事情，仁义之弊，于麻木不仁，而宗吾远矣。”

有人难我：“告说：‘无善无不善。’明说：‘无善无恶心之。’一个言，一个言心，何能混为一谈？至于你说的‘心理变化’，则是就用上言之，更不能牵涉到上。”我说：我的话不足为凭，请看明的话。明曰：“心统情，，心也，情，心用也，夫用一源也，知之所以为用，则知用之所以为矣。”心即是，这是明自己下的定义。我说：“明的说法，即是告的说法。”难我冤诬了明吗？

明曰：“，心也，情，心用也。”世之言心言者，因为不可见，故只就用上言之，因为不可见，故只就情上言之。孟曰：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其亲也。”又曰：“今人乍见孺将于井，皆有怵惕恻隐之心。”皆是就情上言之。也即是就用上言之。由此知：孟所谓善者，乃是据情之善。因以断定之善。试问人与人的情，是否纯有善而无恶？所以孟的话，就会生问题，故明易之曰：“有善有恶意之动。”意之动即用也，即情也。明的学力，比孟更，故其说较孟更圆满。

人是浑然的，仿佛是一个大城，王明从东门攻，我从西门攻，攻去之后，所见城中的真相，彼此都是一样。人以告所说，无善无不善，最为真确。王明倡致良知之说，是主张善的，而他教人提：“无善无恶心之，有善有恶意之动”等语，请问此说法，与告何异？我民国元年表《厚黑学》，是恶说这面的说法。民国九年，我创一条公例：“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这说法，即是告的说法。告曰：“犹湍也。”湍之变化，即是循着力学公例走的，所以“犹湍也”五个字，换言之，即是“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”

告之曰：“犹湍也。”决诸东方则东，决诸西方则西，请问东西，是不是就用上言之？请问之东西，能否逃力学公例？我说：“‘犹湍也’五个字，换言之，即是‘心理变化，循力学公例而行。’似乎不是穿凿附会。”

有人读了《厚黑丛话》，说：“你何必说这些鬼话？”我说：我逢着人说人话，逢着鬼说鬼话，请问当今之世，不说鬼话，说甚么？我这《厚黑丛话》，人见之则为人话，鬼见之则为鬼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