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耻辱，义正辞严而狠地写上这样几句：

他去世这年，我十五岁。我们分手两年，一个情断义绝，一个至情，我没给他再去过一封信，更谈不上去看他。

文化大革命到来之后，我的家整个完了，妈妈和弟弟妹妹被赶到草原去。只剩我一人，孑然一，无依无靠。我前边讲了，我巳经不关心外的事，这期间面对"文革"，我非但不伯，好像什么也不在乎了。红卫兵说我爸爸是反革命，我偏说他是好人，不得他们把我打死，为父亲挨揍，死去活来，良心才得安宁。特别是本团的革命派们嫉妒我的业务好，批我"自夸典型"，不叫我加"样板团"。那时除去样板戏本没有别的演，我几乎失业了；我却持练功，如果我垮下来，父亲留在世上的理想也就全完了。我天天持练功，晚上躺在床上还练腹肌；乘坐电车时我从来不坐，借着车晃动好练的稳定…

但这样就应该抛弃爸爸吗？

愈清醒就愈痛苦，愈痛苦就愈清醒。

如果现在以我的死能换来爸爸的复活，我宁愿上去死，但当时为什么因为惧怕压力就把他抛开？我恨"划清界限"这四个字！这四个字像一把刀斩断我们父女，而拿起这把刀的偏偏是我自己。

"你现在已经是人民的敌人丁，你应该很好改造自己，回到人民中间来，到那时我就叫你爸爸。"

我常常反思自已，在这两年里，我与他一直断然不再有任何联系，难只是因为天真和受革命教育的结果？真的一也没有因为怕压力、怕连累自己、怕不受组织信任与重视的私心？我不敢承认有，如果承认就承受不了刺心般的自责。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有…

自从他被打成右派，天压下来了。所有重大外事与政治活动实际上都不再有我。原先说我十四岁就可以破格团，从此也不再搭理我。每逢别的伙伴们去参加重要活动演，我一个人孤零零在院里溜达，尝到了政治歧视的厉害。原先对我特别好的那些老师，突然变一张脸，像川剧里的变脸；他们想尽办法迫使我去揭发爸爸，我能揭发什么？那些老师因为在我上榨不可以使他们凭功请赏的政治油，就恨我，冷淡我，排挤我…

文化大革命对整个社会的空前摧残，对人大面积的迫害，使我的脑更加清醒，也就更不能原谅自己曾经的罪过。这期间，虽然我在社会上沉默、冷静、很，但回到家里就弱下来。我想爸爸，而且这思念与日惧增，只要串门来的人谈到右派、北大荒、劳改、批判斗争，虽然没有及到爸爸，我也哭，呜呜的，哭起来就止不住。哭到最后，只觉得人空了，拿什么也填补不上。

特别是爸爸的死，一下使我来个很大转变。我转向面对自己，不再是面对外世界。

七五年广州易会找到我们团，要求派演员去给外宾舞。因为我的民族舞得最好，只好叫我去。还说属于"给路政策"，当然必需"控制使用"。我想这可到

这遗言一行字，像一条鞭，我重复一遍，就火辣辣我一次。

叫我奇怪的是，他竟然一也不恨我，好像他一也没有受到我的伤害！他在北大荒，当听说我参加了《鱼人》舞剧演，还千方百计搞到一本《人民画报》，用放大镜从画报的《鱼人》的剧照找到了我。听说那是他在遥远的边陲贫苦生涯中唯一的安。那里的人几乎全都看过这张剧照，有的人还不止一次看到。这本画报一直压在他枕下，直到一九六一年自然灾害时他在北大荒饿死，尸从床上抬定时，那本画报还在枕下压着，纸边都磨了，画报上的剧照却保护得完好无缺。这事是我听妈妈说的。妈妈还说，爸爸在北大荒又苦又累，每个月只能分到八斤粮，得了肺炎，贫病加，活活饿死，后来被用破席裹了裹，埋掉。我妈妈亲自去北大荒领他的遗。只有几件破衣服，烂帽，一个旧搪瓷怀和洗脸盆，再有就是这本画报，还有一个日记本。他生前哪敢在日记本上写真实的想，都是记事，天天的账。但日记本中间却写了这么一句止不住的真情："我从《人民画报》上找到了她，她更可了，我兴奋地直哭！"这便是他留给我的遗言。

特别是在他最需要我的时候。世界一片暴风雪，冰天冻地，只有女儿是他唯一温的依傍呀！

据说爸爸收到这封信后，被送到北大荒劳改去了。可是你想，这封信对他的伤害多么厉害！直到许久之后我才知，反右时他的版社总编辑被定成右派，爸爸和他很要好，单位叫爸爸揭发总编辑，爸爸就是一声不吭，了一年多，使给爸爸也上右派帽，一个因正直而不被社会宽容的人，受尽了委屈和践踏之后，又被我一铁针当扎去，直心窝，我才是残害他的最无情、最丧尽天良的罪人！

我开始不自己，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，甚至害怕自己。我到自己的良心被狗咬去一大半。我的神要崩溃丁。平衡自己的只有苦练业务。因为爸爸的一个理想就是盼望我能成为优秀的舞蹈家，我要拼命地，得，为补赎自己的罪过！